本文作者 | 经韬纬略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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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
近年来，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稀土大热。美国人担心，稀土可能成为中国的反击王牌。不少国人也认为，稀土是中国一台强大的“秘密武器”，假如中国禁止对美国的稀土出口，将实现贸易战中的“一击致命”。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曾经的一次表态极受关注：稀土是否会成为中国反制美方无端打压的武器？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如果有谁想利用我们出口的稀土制造产品，反用于遏制打压中国的发展，那么我想中国人民会不高兴的。这一表态意味深长。
“点石成金”的稀土然而，国人在寄希望于稀土的“威慑”作用的同时，不得不承认的一台骨感现实是：虽然当前中国在稀土产业占据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未将这一优势转化为稀土全球贸易的实际影响力，更遑论以此作为回击美国贸易打压的重要杠杆。其实，即便中国十几年来多次管制稀土出口，在复杂的利益纠纷及外部环境影响下，也一直没能对美国产生很好的遏制作用。因此，中国要想充分利用稀土这张王牌，关键在于突破高新技术附加值产业，以产业破局实现飞腾。
稀土是指什么？早在1794年，芬兰化学家约翰·加得林就分离出了不溶于水且具有特殊理化性质的化合物，并根据习惯将其归类为“土”，稀土之名由此而来。实际上，稀土属于稀有金属范畴。目前，自然界中已发现250种稀土矿，但具有工业价值的只有五六十种，而具有开采价值的只有10种左右。在元素周期表中，稀土
<爱尬聊_健康养生>元素共有17种，包括15个镧系元素以及钪元素和钇元素。根据元素原子电子层结构以及物理化学性质，这17种稀土元素可以分为两组，即轻稀土和重稀土。其中，相对原子质量单位较小的叫轻稀土，主要用于汽车等民用行业；较大的叫重稀土，主要用于军工领域。
在工业及制造应用上，稀土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以至于它被称为“工业维生素”“工业黄金”“新材料之母”等。具体而言，稀土在冶金、机械、化工、电子、生物等众多领域已获广泛应用。其中，在民用领域，稀土是许多尖端科技领域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包括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汽车电子等。比如在核能领域，作为控制核电站裂变链式反应的抑制剂，稀土已成为核反应堆的安全“保护神”。另外，在军工领域，稀土几乎应用在坦克、导弹和飞机等所有现代高技术武器上，而且常常居于核心位置。美国著名的F22战斗机，为了强化机身和隐身功能，在机身结构和吸波材料中都应用了稀土元素。
无疑，稀土的应用可以为相关材料、设备带来性能跃升。例如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M1主战坦克大显身手，往往能做到先发制人，就是因为应用了含稀土元素部件的激光测距机。M1主战坦克白天观测距离可达近4 000米，而伊拉克T-72坦克的激光测距机观测距离只有2 000米左右。另外，M1坦克还装配了含稀土元素的夜视仪，具有比较优越的感光性能，可以在夜间更早发现目标，从而形成对伊拉克陆军的全天候压制。对此，一位前美军军官表示：“从一定意义上说，海湾战争中那些匪夷所思的军事奇迹，以及美国在冷战之后的几次局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对战争进程非对称性控制能力，都是由稀土成就的。”
由于储量稀少、不可再生以及作用巨大，稀土显得异常珍贵。可喜的是，中国稀土矿藏丰富，是全球唯一可以供应全部稀土元素的国家。另外，中国稀土还长期占据着四个世界第一，即储量、产量、出口量和消费量第一。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2019全球稀土总储量约1.2亿吨，中国储量为4 400万吨，约占全球36.67%。此外，2019中国稀土矿石产量为13.2万吨，约占全球63%；其后依次是美国、缅甸和澳大利亚，合计占33%。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邓小平总设计师曾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中国稀土大国的地位，一语道明。
中国“稀土霸权”如何炼成在国内分布上，中国稀土资源呈现明显的区域集中性：内蒙古包头白云鄂博、江西赣南、广东粤北、四川凉山为稀土资源集中分布区，其稀土资源量占中国稀土资源总量的98%。中国稀土资源分布总体上形成了北、南、东、西的分布格局，并具有“北轻南重”的分布特点。北方多为轻稀土资源，如氟碳铈矿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包头的白云鄂博矿区，其稀土储量占全国稀土总储量的83%以上，居世界第一，该区域是我国轻稀土主要生产基地。南方则多为中重稀土资源，如离子型稀土矿主要分布在江西赣州、福建龙岩等地区。明晰了中重稀土的作用和地理分布，就能明白为啥国家发改委负责人会表态说：“……中国人民会不高兴的。”
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当前美国已持续多年近八成稀土供应来自中国。但要知道，作为全球科技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曾是全球稀土产业最大的生产国与出口国。那么，它的稀土霸权是如何丢失的呢？
早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地质学家想要在加州寻找制造原子弹的铀元素，却意外发现巨大的稀土矿场——芒廷帕斯矿。此后，无数矿工怀着发财梦蜂拥而至。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稀土的认识和应用极为有限。直到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们偶然发现：彩电的红色荧光粉很暗淡，但掺入稀土元素铕后的荧光粉不仅亮度高而且饱和度高，进而促成了一场彩电行业革命。随后，由于被大量开采，芒廷帕斯矿迅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单体稀土矿，并使美国拥有了稀土霸权。
紧接着，在70年代，稀土在石油精炼中被广泛用作催化剂，同时被添加到越来越多的工业生产中。基于此，芒廷帕斯矿的行业地位进一步巩固，一度供应了全球一半以上的稀土，并使美国持续保持产业领导者的地位。与此同时，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促使汽车厂商急于给汽车减重，以节省油耗，而减轻笨重的电机成为首要的目标。不久后，通用公司研制出了更轻、更强的钕磁铁。这是一种将铁、硼和稀土元素钕，按一定比例混合在一起形成的新型磁铁，磁力比常规磁铁强十倍，而且耐高温。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日本人也研制出了这种超强磁铁。自此，美日两国主宰了当时的稀土永磁市场。
但盛极则衰，美国稀土发展的转折点很快来临。1980年，为遏制核走私，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和美国核管理委员会（NRC）联合颁布新规：将所有钍或铀浓度超过0.05%的尾矿，统统视为放射性材料并纳入管控。由于稀土作为伴生矿常与铀、钍等放射性元素裹挟在一起，芒廷帕斯矿很不幸“中选”。而为了规避监管，芒廷帕斯矿最大稀土企业MoIycorp通过各种工艺来稀释含钍稀土，并将实在没法处理的残留物倒入尾矿湖。隐患就此埋下。后来，清理水垢导致管道破裂，MoIycorp的数十万加仑放射性废物泄漏到附近的莫哈韦沙漠中。愤怒的民众纷纷起诉，最终导致MoIycorp遭巨额罚款。
与此同时，MoIycorp的其他成本居高不下。比如在稀土开采时，为了提取一吨有效精矿，公司需要开挖一两千吨矿土，而且开挖过的地方寸草不生，因此需要投入高额的污染防治费用。此外，提炼稀土需要大量使用氰化物等剧毒化学品，极易造成污染物泄漏、工作人员中毒等事故，因而还需支付更高的用工成本等。当然，并非只有MoIycorp在高昂的合规成本下艰难度日。在美国乃至全球其他地方，大量稀土矿因为钍或铀超标，被迫减产、出售甚至关闭。到了1998年，MoIycorp也步入绝境，不仅关停了加工设施，还在四年后完全关闭了矿山。至此，美国几乎失去了全部稀土生产能力。
那么，稀土生产能力去哪了？20世纪80年代，就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核管理委员会颁布新规时，中国幸运地“逃过一劫”。这是因为中国北方的稀土大多是铁矿石开采的副产品，而南方以离子型稀土为主，含钍量较低。而且中国当时只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观察员而非成员国，不受该机构法规的严格限制。此外，美国在忙于限制本国的稀土产能之际，还给予了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促使两国之间产业、知识和科技交流大门被打开。基于此，全世界的稀土产能开始迅速向中国转移。
中国能承接世界稀土产能转移，主要归功于稀土分离提取工艺取得重大突破。冷战初期，西方国家将稀土技术作为最高机密，对中国实施严格封锁。在那个技术落后的年代，由于17种稀土元素化学性质非常相似，分离和提纯异常困难，中国人只能守着金山挨饿。为了发展国防事业，中国又不得不低价出口最原始的稀土矿，在发达国家精加工后再用几十倍的价格买回高纯度产品。此外，中国曾指望从当时的稀土巨头——法国罗纳-普朗克公司手中购买技术，却被对方告知，要技术可以，但产品必须由它独家对外经销。类似这样的不公平条件和恶劣的国际环境，逼着中国人自个开发稀土分离技术。
1972年，时年52岁的北大化学系教授徐光宪接到一项国家紧急任务——分离稀土元素镨、钕。这是稀土中最难分离的两种元素，其分离曾被公认为世界难题。当时，国际主流的分离方法是离子交换法和分级结晶法。但这两种方法成本很高，提炼的稀土元素纯度低，不适合大规模生产。于是，徐光宪决定另辟蹊径，采用萃取法。为了攻克难关，他不断奔波于北京和包头的矿山间，饿了啃几口面包，困了就在实验室打个盹。经过两年艰苦攻关，研发团队在实验室成功实现了镨和钕分离。从量化指标看，业界基准的分离系数是1.4，但徐光宪团队的分离系数达到了4，同时在纯度上达到了创世界纪录的99.99%。
不过，打通产业闭环的掣肘依然存在。比如，国内原料产地过于分散，同类精矿的成分及其比例千差万别，国内的稀土分离通常只能通过俗称“摇漏斗”的原始人工模式操作。于是，徐光宪又带领团队潜心研究，开创了串级萃取理论，即颠覆传统分离操作中逐级放大试验到工业化应用的繁复流程，采用直接从计算机模拟到工厂生产。这一成果将原本至少一年多的过程缩短到了几个星期，同时实现了生产的全自动化。更重要的是，此方法适用于所有元素。综合看来，徐光宪的贡献相当于编写了中国稀土研究领域的底层代码，并成功推动中国后来实现从稀土资源大国向稀土生产、出口大国的转变。
在推广新技术方面，1978年，徐光宪开办了串级萃取讲习班，以通过向生产端人士无偿普及新理念，加速稀土分离技术广泛落地。此外，在当时国家快速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朴素愿景下，他还毫无保留地将稀土“专利”无私地提供给厂家。随后，在串级萃取等技术的带动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国企到私企，展开了激烈的竞赛，这使中国稀土产能迅速提升。1986年，中国稀土产量首超美国。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高纯度稀土的产量已占到全球九成以上，并将稀土逐渐卖成“白菜价”。面对不断下跌的价格，过去曾垄断稀土市场的国外企业不得不减产、转产，甚至搬到中国来。西方人将这一段历史称为“中国冲击”（China Impact）。
稀土为何只卖出“土”价格但是，中国的过度开采问题很快开始凸显。由于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大量私营企业纷纷入局，开矿建厂，不少村民甚至私自上山乱采滥挖，走私活动更是猖獗一时。在短期利益诱惑下，全国上百个稀土分离厂不断扩大产能，相互杀价，形成恶性竞争，导致稀土国际价格一落千丈。徐光宪痛心地发现，自个无偿推广的技术，竟在无意间成了中国稀土贱卖的“帮凶”。于是，他数次向中央建言，最终促使国家收紧了稀土配额制度。但这刺激美国开始评估并检讨对中国稀土的依赖。结果令美国绝望：自2002年以来，美国八成以上稀土化合物和金属来自中国，国防工业领域的稀土更是100%依赖中国。
数据显示，1990年至2005年间，中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近10倍，出口总量占全球的80%。其中，在巅峰的2005年，全球超过97.54%的稀土供应来自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稀土矿石价位从11 700美元/吨跌至7 430美元/吨，国际单一稀土价格下降了30%～40%。关于这一段稀土大出口的历史，一直有各种离奇的说法。比如，那时日本、韩国等国家从中国大量进口稀土，储备量足够满足20～40年的需求等。国外大量进口中国稀土的真实原因是：中国的稀土产品技术纯熟、成本低廉，而他国产品毫无竞争力。但是，采用稀土出口配额制度，就能制衡美国或应对美国的相关打压吗？从过去多年的实践历程看，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为应对国内无节制的开采以及制衡国际相关势力，自2006年起，中国开始加强对稀土的管理，规范开采流程，并采取出口配额制。即便如此，中国依然是世界最大的稀土供应国。但这没有得到美国、日本和欧盟应有的“理解和尊重”。它们联合将中国告到WTO，理由是中方限制稀土原材料出口，拉高国际市场价格，损害了西方企业的利益。后来，WTO裁定中国败诉，导致稀土出口配额制取消。2010年9月，东海撞船事件发生后，外媒便纷纷传言：日本遭到了中方的稀土“禁运”，已近60天没收到中国稀土。借助这一传言推波助澜，国际稀土价格应声飙涨，短短几个月涨幅超过15倍。
随后，在巨大的利益刺激下，华尔街迅速冒出400多家稀土创业公司。但戏剧性的一幕很快发生了。2012年，美日欧等又联手，向WTO起诉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在起诉期间，美国公布的本国稀土储量，诡异地从1 300万吨骤降到180万吨。这分明是在向全世界博取“同情”：美国没有稀土，中国稀土储量巨大却故意限制出口贸易。随后，WTO裁定中国败诉，中国稀土出口再度实质性放宽，很快又回升到每年出口5万吨以上的规模，而国际价格也再次大幅下跌。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在美国娴熟的国际商战操作中，除了中国，吃亏的还有美国的一众稀土产业创业公司——最终在价格崩盘下生存下来并实现稀土规模开采的仅剩两家。
稀土产业升级之路经历行业低谷后，中国通过多轮行业治理整顿、主动出击，乃至采取资源国家战备收储等措施，使得稀土价格再次稳步上涨，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愈发占据主动。比如2017年，国内稀土企业盛和资源与美国芝加哥对冲基金JHL等机构联合收购了芒廷帕斯矿，开始发力开拓海外稀土资源。此外，2018中国进口4.14万吨稀土氧化物等，同比激增167%，进口量约为2015年前的十倍，其中缅甸、澳大利亚是重要进口来源。简而言之，中国大量进口稀土，主要有三方面考量：一是防止稀土过快开采导致储量大幅下降；二是防止大规模开采造成环境污染；三是加强稀土生产管控，维系国内产业发展。
然而，在贸易摩擦背景下，很难断定中资收购芒廷帕斯矿是不是一笔划算生意。盛和只占有10%的股份，并且没有投票权。但基于它的技术和销售渠道，以及美国的资本加持，芒廷帕斯矿在2018实现复产，当年即实现产量2万吨，2019产量达到2.6万吨，迅速攀升至世界第二。同时，为防止稀土进口被卡脖子，美国还竭力在澳大利亚及非洲寻找资源。2018，全球稀土总产量为19万吨，其中澳大利亚产量达2万吨，跃居全球第二大稀土供应国。对此，澳国防部长直白地表示：增加稀土开发生产就是为了确保美国盟友的国家安全，以防其被中国钳制。此外，澳大利亚最大稀土矿商莱纳斯也已计划在美国建立稀土分离厂。
显而易见，在稀土产业的国际博弈中，虽然中国占据一定的产业主动权，但通过限制稀土出口其实并不能实现卡住美国脖子的“神奇”效果，反而可能影响外界对中国外贸政策的观感和信心。相比这一缺乏现实可行性的“策论”，更重要的真切问题是中国稀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何在？
毋庸置疑，向价值链更高层级攀登，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产品是中国稀土产业转型的必由之路，而如今推动这一进程已经刻不容缓。具体而言，经过多年的超强度开采，中国部分稀土矿面临枯竭。有预测称，按照目前开采的速度，再过二三十年，中国稀土资源就有枯竭的危险。另外，长期以来，国家利益、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在稀土行业发展上始终无法统一形成合力，导致国内稀土企业既无法获得应有利润，又被西方国家随心所欲压价。而在稀土的高端应用领域，国内企业又难以实现关键技术突破，打破外资所把持的专利和商务壁垒，导致稀土终端应用大公司里几乎没有中国企业的身影。
因此，只有实现整个产业的升级，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稀土发展的多重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单纯的稀土资源丰富已不再是国际博弈和竞争的核心。比如，日本虽然几乎没有稀土矿，但在高精尖的稀土应用技术上却一马当先，同时已积累大量相关专利，其中更有不少关键的“卡脖子”技术。这得益于日本产业界持续数十年的大力投入和布局，日本大量高质量专利及技术形成了严密的“交叉封锁火力网”。可以说，这种独特的“专利壁垒”，让日本在稀土高端产业拥有强大话语权。目前，尽管中国的稀土专利申请量也在迅速增长，2018总数已超过美国，直逼日本，但总体专利质量还有待提高。
另外，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空间和海洋，已被当代科学家视为六大具有产业革命潜力的新兴技术方向。而科研机构之所以重视、研究和开发稀土，就是因为它能在这些高新科技领域大显神通。此外，当前几乎每隔三到五年，产业界就能够发现稀土的新用途，同时每六项发明中就有一项离不开稀土。这都说明稀土深刻影响着高新科技的发展，而且在各领域的应用前景无比广阔。因此，中国势必需要抓住稀土相关的高附加值、高技术产业发展机会。而一旦实现稀土产业升级，补上高端应用短板，那中国的科技、军事等国际竞争力会更上一层楼，同时稀土资源也将彻底终结廉价外流的历史。
除了中国稀土产业深化改革的“个人奋斗”，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使稀土产业踏上了“历史的行程”。
近年来，比尔·盖茨、杰夫·贝索斯等美国巨富皆有投资的探矿公司KoBold Metals，已经开始践行其商业大计划，与美国人工智能研究重镇斯坦福大学深度合作，联合研究基于AI技术的大规模矿物筛选，特别是稀土和锂、镍、钴等战略小金属。在美国官产学界共同焦虑的背后，是新能源产业越来越明朗的未来前景，以及同样明朗化的对稀土的无尽需求。
电动汽车市场的爆发式发展，已经在越来越显著地改变着稀土供需格局，成为拉动全球稀土需求增长的最大发动机。根据最新数据，新能源汽车的稀土需求已经占到钕铁硼总需求的7%～8%、高性能产品需求的15%、需求增量的30%左右。
目前，平均每台电动汽车需要使用3千克高性能钕铁硼材料制品。按照电动汽车全球市场复合增长率推算，高性能钕铁硼材料仅仅在电动汽车领域，年需求量就可能在2025年前达到3万到5万吨规模，相当于其目前的全行业供应能力。在稀土原料供给较为稳足的情况下，风电等其他永磁电机应用市场的需求，无疑将产生巨大缺口。未来基于新能源和物联网的这场产业革命谁能掌握主动权，很可能取决于支撑相关产业的战略性金属材料由谁来主导。
如果将时间尺度进一步拉大，2025年后，动力性能更为优越的氢动力燃料电池在汽车、航空乃至航天领域的大规模应用，将进一步刺激在储氢性能上有独特优势的稀土材料需求量，到那时相关产业链较当前的锂电池产业链会有数量级的提高。
正因如此，中国更需要抓住稀土相关的高附加值、高技术产业发展机会，避免在可能的颠覆性技术突破乃至产业革命中被抛在快车道之外。
从宏观视野来看，发达国家经济崛起的重要特征，就是将生产所必需的重要原材料投入当时的高端经济活动之中。也就是说，好钢一定要用在刀刃上。在近现代史上，重要的自然资源在工业化变革飞跃阶段，几乎都起到过巨大推动作用。比如，煤炭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石油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目前，无论在国防军工、尖端科技领域，或是工农业生产等方面，稀土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未来，在没有出现替代材料的很长时间内，将稀土应用在高端生产活动中，仍会是各科技、军事强国的较量舞台。而在这场围绕稀土产业的国际博弈中，中国与其一直为他人做嫁衣，不如鼓足干劲、自我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