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近日，热播剧《狂飙》以除恶为背景落幕。影视剧背后是中国近年来扫黑除恶的几大部署。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号，提出开展为期三年的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专项斗争中打掉的涉黑组织数量超过了前10年的总和。2021年9月17日，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刘忠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总结，三年来，全国共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3644个，恶势力犯罪集团11675个，破获案件24.6万起。
其间，湖南“操场埋尸案”和云南孙案被彻查；在海南昌江，在逃30年的“土皇帝”黄宏发及其犯罪集团被连根拔起，近200名涉案人员被判刑；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涉案金额高达31亿元，犯下强奸幼女、开设赌场等罪行的“李氏三兄弟”涉黑团伙走向灭亡.
影视作品大团圆结局，现实版的除恶还在路上。专项斗争胜利结束后，扫黑除恶的斗争并没有停止。2021年5月，随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巩固专项斗争成果的意见》号文的下发，扫黑除恶转入常态阶段。同时，启动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外界评价，这是一次更深层次的自我革命。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11月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会议上所说，“要继续依法打击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坚持不懈、坚定不移地打击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让城乡更加安宁、人民更加幸福。”
让举报人没有后顾之忧
事实上，中国多年来一直在打击黑恶势力。
2000年12月11日，召开了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决定从2000年12月至2001年10月，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这是中国首次开展打黑除恶专项行动。2001年4月，中央政府决定将这场斗争延长到2003年4月。
2005年，中央明确了打击黑恶势力的总体目标和要求，即决不能让黑恶势力在中国内地发展，决不能让境外、境外黑社会组织在中国扎根。2006年2月，中央政法委部署全国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成立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成立了全国“打黑办”。
2018年，专项斗争开始后，人民群众注意到，过去喊了很多年的“打黑除恶”升级为“打黑除恶”。一字之差，影响深远。中国廉政与法治研究会副会长杨永春分析，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黑恶势力的零容忍态度，坚决铲除，不留死角。
事实上，扫黑除恶运动的升级与这些年黑恶势力的变化密切相关。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进喜表示，近年来黑恶势力得到有效遏制，但仍以隐蔽的形式存在。大多以“公司”形式依托经济实体，一些“漂白”的黑恶势力还呈现出组织形式“合法化”、组织头目“幕后化”、打手“市场化”的特点。
熊，美国国家情报局研究员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队由11名刑警组成，是一支扫黑除恶的专业队伍。然而，他们在工作中发现，其他类型的刑事案件的受害者、亲属和证人往往会积极报案。但在涉黑涉恶案件中，很少有人会主动报案，证人也不愿意作证，这也成为办理此类案件的一大难点。
绵阳警方办理的一起涉黑案件中，很多受害人不仅不敢主动报案，还将家人藏在了西藏。为了固定证据，工作组前往西藏寻找受害人。刘宗宇说，办案民警多次向受害人表达了扫黑除恶的决心，并表示会做好保密和保护工作。在案件没有查清之前，他们绝对不会公布公安机关的调查内容和步骤，甚至在店里帮他们。做一些家务。最后消除了受害者的顾虑。他们向警察敞开心扉，讲述当年的案情，回到绵阳指认嫌疑人。
专项斗争开始后，“群众不敢举报黑恶势力”迅速被作为重点问题，专门进行讨论。2018年8月，在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第二次主任会议上，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主任陈一新指出，要着力解决“十个问题”，包括这个问题。
后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文说，要进一步发动群众参与和支持扫黑除恶，还需要更多的实际措施。比如利用新媒体积极设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题，提高群众知晓率和参与率；严格落实保护举报人、证人的各项措施，让敢于揭发举报、敢于指认作证的群众无后顾之忧。
更多时候，因为主动举报人少，刘宗宇说，大部分线索都是警方在梳理过往案件时发现的，预测到案件背后有涉黑涉恶行为，再重新调查后发现的。
在这方面，绵阳“326”杨某某涉黑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此案是绵阳在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打掉的第一起案件，被四川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列为挂牌督办案件。
杨某某上世纪90年代成为绵阳当地一个黑社会组织的头目。2008年汶川地震后，绵阳开始灾后重建。组织看中了这个商机，成立了公司，开始长期垄断当地的商品混凝土行业。许多建筑商被迫在压力下使用他们的混凝土。
杨之所以被警方注意到，是因为2015年的一个案子。某建筑商为了节约成本，悄悄从外地购买混凝土，受杨指使将数十人打成脑震荡。其司机赖某某被人用刀捅伤，伤势严重。他失血过多昏迷不醒，差点死掉。
事发后，被鉴定为持刀刺伤的是未成年人，仅拘留一个月。但绵阳警方在重新梳理案情时，从与案件相关的视频中发现，上述持刀者是在受重伤后到达案发现场的。这个不同寻常的细节，让民警循迹而行，暗中核查杨等人的犯罪线索。当包括杨某某在内的38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后，很多受害人没有了后顾之忧，开始报案。
在扫黑除恶进入常态化阶段后，受害者的担忧和恐惧仍然作为关键问题得到解决。常态化第一年，陈一新指出，要保持舆论宣传的热度，充分展示党中央扫黑除恶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适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发布全国扫黑办新推出的重大举措和新督办的重点案件，切实回应群众关切；加强国家石油工程局网上展厅的宣传
2019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反有组织犯罪法》杂志上发表重要文章《求是》，指出“黑恶势力是如何在我们眼皮底下由小到大的？我认为存在执法人员听之任之的情况，一些地方执法部门甚至与黑恶势力勾结，充当保护伞。”
多个案例表明，一些党政干部，尤其是政法系统的官员，在被黑恶势力追杀后，甘愿充当“保护伞”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些“保护伞”覆盖多个层级，包括省部级官员和一些基层派出所。它们被猎杀后，开始“护黑护恶”。
扮演“内鬼”的角色，告发黑恶势力，是最常见的一种。如上述绵阳案件，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政委王主动向杨透露案件调查情况，并向其“献计献策”，教其如何应对公安机关的调查。
还有千方百计帮助黑恶势力化解线索的“保护伞”。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甘肃省静宁县公安局接到多条反映穆某某涉黑的线索。时任局长杨长宁的结论是“属于民事纠纷”、“线索已查明”、“未发现穆某某涉黑社会性质犯罪”，导致黑社会性质组织坐大。
在一些涉黑组织被摧毁后，人们才发现其背后的“保护伞”阵容十分惊人。郭全生被称为内蒙古“教父级黑老大”。他的政法朋友圈包括内蒙古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自治区政法委原书记邢云，内蒙古公安厅原副厅长、包头市政法委原书记，包头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梅等。
多位受访者告诉《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他们护送郭全生敛财，摆平各种纠纷，郭全生通过各种手段收集官员的把柄，然后综合操纵。“据知情人透露，郭全生常年在政商两界，打赢了无数的案件和纠纷，成为内蒙古的‘地下政法王’。
现实中的许多案例表明，黑恶势力与其背后的“保护伞”形成了相互依存、互利共生的关系。在2018年1月召开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打黑除恶和反腐败结合起来，不仅要抓团伙，还要抓他们背后的“保护伞”。
打“保护伞”也因此成为扫黑除恶的重中之重。2018年发布的《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要把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打飞”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纪检监察机关要把处理党员干部涉黑涉恶问题作为处理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一个重点，纳入执纪监督和巡视检查工作。要防止个案处理。优先处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发现的“保护伞”问题线索，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入深水区后，“打伞破网”成为需要攻克的关键难题。2019年3月，在第二届和
打“伞”真的很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文称，黑恶势力“保护伞”隐蔽性强，“保护伞”往往留在幕后，暗中支持，而且很多是“大伞”“小伞”，层层保护。保护伞越大，直接接触的黑恶势力越少，隐藏的越深。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很难取证。很多黑恶势力的“保护伞”都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熟悉政策法规和办案流程，可以提前隐藏、毁灭证据。一旦他们与恶势力形成攻守同盟，就更难收集到有效证据。因此，“打伞断网”必须深入分析涉黑、涉恶、涉腐、涉“伞”案件的特点，对症下药。
“打伞断网”的长效机制也正在建立。2022年1月，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指出，要推进“打伞断网”常态化。2022年5月，《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正式实施，系统总结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打伞破网”的实践经验，为今后的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董卿表示，该法第50条列举了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六种有组织犯罪。一旦发现上述行为，应立即展开“全面调查”，既要发现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问题，也要发现在扫黑除恶中表现不佳、失职渎职的问题。
近年来，“打伞断网”成绩斐然。截至2022年4月底，全国共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件10.1万起，给予党纪政纪处分9.2万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文指出，仍要保持严惩高压态势，完善纪法协调联动机制，坚持“大伞”“小伞”并举，切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完善与政法机关的立案、督办、公告机制，将查处涉黑涉恶“保护伞”案件的经验做法制度化。
“最后没有退路”
2020年12月25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三年，在全国扫黄打非办召开的第八次挂牌督办案件新闻发布会上，陈一新表示，结束专项斗争，不等于打黑除恶结束。对黑恶势力的犯罪，一出现就要打击和追究，决不能让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死而复生、从小到大。
2021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反有组织犯罪法》。“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也被写入了党的二十大报告、“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刘宗宇告诉《关于<爱尬聊_尬聊生活>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巩固专项斗争成果的意见》，在专项斗争中，打击的黑恶势力普遍呈现出暴力化、团伙化的特点，涉及案件多，社会陋习重。从案例中，我们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暴力，人民群众久久不敢发声。扫黑除恶常态化后，这些黑恶势力的特点是犯罪从线下向线上转移明显。他们多利用网络渠道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很多具有网络套路贷、裸聊敲诈等特征。“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打击方式也会随机调整，加大对网络犯罪的打击力度。”
他还说，有的黑恶势力隐藏很深，有的被漂白，变成知名企业家，但在专项斗争中没有落网。这部分人员也是扫黑除恶常态化后的重点对象。一次cl
整改分两批进行。第一批是市县两级党委政法委，政法单位，省级监狱、戒毒所。同年2月底至6月底进行整改；第二批是中央政法委、中央政法单位、省委政法委和政法单位，同年8月开始。
据微信官方账号“中央政法委安建”消息，在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期间，有近2万名政法干警主动向纪委投案自首，49163名涉嫌违纪违法的干警被立案侦查，2875名干警被拘留。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期间，河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甘荣坤，上海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龚，江苏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王立科等省部级官员被查。
今后，扫黑除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毛立新指出，《中国新闻周刊》的实施，为扫黑除恶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对实现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扫黑除恶常态化起到了纲领性作用。
但是，法律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需要具体化、明确化，如何认定为“严重破坏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在多大程度上认定为“称霸一方”，“在一定地区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是什么意思。如果不够明确，执法者的自由裁量空间就会过大，导致选择性执法。
第二，还要解决利益驱动的问题。一旦查明与黑手党有关的案件，其组织者、领导人和主要成员往往会被没收。在这种背景下，防止个案的出发点是冲向企业家的丰厚资产。
再次，完善申诉救济机制，对争议较大的案件进行认真审查，及时纠正错误。
正如陈一新在全国扫黄办举行的第八次挂牌督办案件新闻发布会上所说，既要做好专项斗争的收尾工作，扫黑除恶，从源头上控制持久战，又要做好法律战的巩固提升工作。“我们将从打击、预防、保障等多个方面明确工作措施，压实部门责任，为规范、专业、精准扫黄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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