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微信公号消息，“想吸痰？”
“我五分钟前抽的。”
对话发生在武汉一家三甲医院的急诊室。在这里，数十名危重老年患者正在接受抢救。有的戴着氧气面罩，有的躺在床上气管插管。家属和医护人员的声音在房间里交织在一起，伴随着呼吸机等设备发出的“滴滴……答……”的背景声。
12月22日上午，该医院急诊科医生卫兰走进急诊室时，看到了上述场景。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重症患者大多呼吸困难，血氧饱和度下降，肺部感染。CT结果提示他们“肺部有感染性病变，所以考虑病毒性肺炎”。
“目前老年人的感染高峰还没有到来。”2022年12月22日下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泓在直播中表示，感染高峰的到来会增加重症率，对整个医疗资源有一定影响。
在大量医护人员被感染减员的同时，危重患者数量持续增加，医疗系统面临的压力逐渐接近极限。
12月26日晚，国家卫健委宣布，新型冠状病毒将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自2023年1月8日起，新型冠状病毒中的感染由“B类A管”改为“B类管”，对新冠肺炎的感染者进行不同等级的治疗，并适时调整医疗保障政策。
病床、医务人员缺乏，危重病人数量增加。
“最近一两周，每天都有300多人在急诊挂号看病，包括重症和非重症患者，其中重症患者约占六分之一，医院已经在极限边缘。”武汉某三甲医院急诊外科主任周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周晨注意到，12月21日上午，急诊科仍有近30名前一天想住院的患者。“急诊室的床位已经满了。如果再有危重病人，只能建议去其他医院。”他说。
2022年12月15日，辽宁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南湖院区发热门诊救治一名危重患者。图/新华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表示，虽然奥米克隆引起的重症病例比例相对较低，但其传播力极强，呼吸道病毒本身在秋冬季节非常活跃，使得短时间内重症病例总数较大，这也是医疗资源短缺的重要原因。
“各地办医的时间不尽相同，但总体趋势是相似的：从发热门诊的排长队，到120急救电话的激增，再到急诊科、呼吸科、重症监护室的办医，最后集中表现为医院床位不足。”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负责人、新冠肺炎生命支持项目发起人郝南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三级医院的挑战才刚刚开始。重症监护室、呼吸科、急诊科是大多<爱尬聊_生活百科>数医院最焦虑的三个科室。国内几家三甲医院相关科室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本上科室的医护人员都被感染了。虽然他们最近一直在返回工作岗位，但大多数人都生病了，医务人员仍然短缺。
北京某三甲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急诊和发热门诊是救治重症患者的第一道屏障，两个科室主要充当“窗口”。急诊科的容量非常有限，呼吸科和重症监护室的床位也有限。此外，很大比例的医务人员未能重返岗位，导致床位无人管理。
“现在医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医护人员短缺。从上周开始，医院大量医护人员陆续被感染，现在减员率已经达到70%。”12月20日，武汉某三级甲等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赵林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症状较轻的医生因为熬夜加班而疲惫不堪，一些一直在医院学习培训的学生陆续离开医院，使得本就不足的医疗资源捉襟见肘。每天最让赵林志担心的是，不知道第二天能安排谁去医院上班。“即使是患者比较薄弱的科室，比如新生儿科、妇产科、肿瘤科等。不能等医护人员完全转阴再上班。”
随着危重病人越来越多，很多医院都出现了挤兑现象。
赵林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期收治的大部分重症患者中，仅新冠肺炎引起肺部感染的重症患者非常少，大部分是高龄、脑梗死、心力衰竭、糖尿病等其他疾病的阳性患者。“本来这些病人应该在内分泌等其他科室治疗，现在都收进了ICU，导致ICU的医疗资源出现了明显的挤兑。”赵林志说。
“最近一周，感觉医院治疗压力明显加大。”卫兰12月19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老年患者中，重疾比例较高，很多需要住进重症监护室。改善很慢，所以强化床位越来越少。
“不要在这里转了。我们现在连临时床位都没有。很多在医院临时床位住了五六天的病人还没等到床位。”12月19日，卫兰在医院急诊科对住院患者及家属说。卫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医院的呼吸科、ICU等科室都缺乏床位，很多重症病人都无法收治。
“很多病人滞留在医院的急诊区，一些需要紧急气管插管的病人直接在急诊区的走廊里抢救。”周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急诊室只有7张床位，但现在基本保持了13个病人的容量。大部分患者属于危重一、二级重症。最多六七个病人同时插管，连呼吸机。观察室有15个床位，最近来了20个左右的病人。
12月27日，国家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在国新办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在经历危重救治高峰的省份，危重床位资源已接近临界值，需要进一步扩大危重床位资源或加快危重床位周转。
一些病例发展成病毒性肺炎。
据《北京晚报》 12月25日报道，北京海淀医院感染科副主任田介绍，海淀医院发热门诊患者的人群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目前60岁及以上老年患者占近一半，80岁及以上老年患者占25% ~ 30%。
武汉多名急诊科医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住院患者中，多数存在血氧饱和度低、呼吸困难、肺部感染等情况。“整个武汉的急诊科应该都差不多。”魏巍说。
12月21日，北京中奥友好医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曹斌在呼吸科垂直直播间自媒体《呼吸社区》中表示，“病毒性肺炎的特点是感染后一周在影像学上往往表现出其特征性特征，即双肺弥漫毛玻璃影。现在我们看到很多重症患者呼吸衰竭严重，俯卧位机械通气，甚至病毒引起休克。”
曹斌说，从统计上来说，奥米克隆的传播力远远优于达美，而且随着感染者基数的增加，会造成更多的超额死亡。他引用了以前在美国的一项研究，说在奥米克隆疫情爆发前8周，2294人死于禽流感
周晨回忆，急诊科接诊的老年阳性患者中，CT结果显示白肺病例较多，无基础疾病的年轻人也有白肺，但不多。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卫兰医院的急诊科。“一些患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感染后，病毒可能会侵入肺部。”魏巍表示，目前每天门急诊的重症患者非常多，肺部感染的症状类似于武汉2020年初的“病毒性肺”，比2020年有所下降。但在老年患者中，肺部感染的比例并不低。
“首先可以明确回答，现在出现的所谓‘白肺’，与当时武汉的原毒株和疫苗接种无关。”在12月27日的发布会上，焦雅辉表示，只要肺部有炎症，就不一定叫“白肺”。“白肺”其实应该是肺炎的严重表现。在目前的疫情中，白肺患者主要是患有严重基础疾病的老年患者，但这类白肺患者的比例很低。
王广发说，老年人感染后，有的人没有明显症状，也没有高烧，有的只是呈现一种低状态，但一测血氧饱和度很低。所以还是要重视老年患者的病情监测。
12月21日，张文泓在前述《呼吸社区》直播间谈到，有些老年患者因为缺氧反应迟钝，送院太晚，甚至根本感觉不到胸闷或呼吸困难。这种现象可以称为“无声缺氧”。“如果缺氧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纠正，患者很容易进展为重症肺炎。”张文泓强调，要提高发现严重风险的门槛。
除了易感人群，没有明显基础疾病的患者感染后也会出现肺炎症状。曹斌在前述直播中分享了4例奥米克隆病毒性肺炎病例，其中包括一名50岁男性，无明显基础疾病，一名48岁男性，曾注射过三针疫苗，但有十年肥胖和高血压病史。
“现在很多人混淆了重疾的概念。如果感染后出现严重肺炎，则属于新冠肺炎重症。如果不是重症肺炎，就按照普通重症患者处理。许多患有心脏病和糖尿病的人，在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后，会出现高烧等症状，这些症状会加重原发病，也可能发展成重症。”赵林志说道。
12月26日，卫兰医院的诊所停止了核酸检测。“如果核酸或抗原无法测定，医院面临的压力是客观存在的。”她说。随着全国很多医院不再查核酸或抗原证书，医院感成为必然。这意味着医院里的弱势人群和重症患者可能面临更大的潜在风险。
12月20日晚，上海三甲医院住院医师李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近几天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感染，有一部分是医院感染引起的。要求非感染患者换床，要求感染阳性患者多带带治疗或与感染患者同住一个病房。
李林说，虽然医院设置了阴性区和阳性区，但实际操作中，没有办法完全分开。医院里没有那么多床位。现在全部作为阳性患者对待，发热作为对症治疗。
12月26日发布的《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总体方案》指出，对发热和呼吸道感染的门急诊患者、重症高危住院患者和医疗机构有症状的医务人员，应进行抗原或核酸检测。
“虽然医院维持正常运转非常困难，但医院感的预防不能放弃。”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病毒学家金东彦表示，住院患者中易感人群的比例非常高。一旦发生院内超传事件，弱势人群死亡风险增加，医院压力更大。医院要配备足够的抗原试剂，保证检测频率，至少可以大致区分阳性患者和阴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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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26日晚，同济医院医护人员为患者进行了紧急预检。摄影/本报记者尹
医院如何应对重疾高峰？
12月22日下午，国家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在发布会上表示，三级综合医院按照区划原则，负责辖区内所有高危人员和可能患重病的人员。指定地区的重症病例应直接转诊至三级综合医院。同时，即使患者不在指定治疗范围内，三级综合医院也应无条件救治。
“就北京而言，重症患者的数量刚刚开始上升，还没有达到顶峰。那么大量危重病人的出现才是真正的考验。”王广发12月19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全国各地疫情特点不一样。由于气候条件、人口密度、流行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全国各地的重疾高峰时间也不同。全国各地医院都要有预判，尽力做好充分准备。
"有必要扩大和改造三级医疗机构的关键资源."焦雅辉在12月9日的发布会上提到，三级医院综合ICU要达到总床位数的4%，专科ICU要按照综合ICU的标准进行扩建和建设，按照总床位数4%的比例改建为可转换ICU床位。同时，要求各地按标准改造二级医院重症监护室和重症监护室，作为三级医院重症监护资源的重要补充。"各地必须在12月底前完成扩建和改造工作."焦雅辉说。
焦雅辉在12月27日的发布会上给出了最新的一组数据：截至12月25日，全国重症监护床位总数为18.1万张，其中三级医疗机构重症监护床位数为13.34万张，可转换ICU床位数为10.48万张。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危重床位使用率平均在50%左右波动。
055-79000指出，以肺炎为主要表现和需要血液透析的重症和危重症，应在定点医院集中治疗。医院床位总数的20%是定点床位和可转换床位。三级医院要加强重症监护资源准备，合理配置重症监护力量，确保综合ICU监护病房随时可用。通过建造一个可转换的重症监护室，在需要的时候，重症监护室的资源可以在24小时内翻倍。在对总体方案的解读中还提到，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将建立三级医院老年重症患者和阳性患者救治“日报告”制度，将救治情况纳入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医院将部分普通病房临时改造成重症监护室，紧急培训一批护理人员上岗。”魏巍说。赵林芝所在的医院会成立一个亚危重小组，由具备一些重疾知识的医护人员组成。一旦用于危重病治疗的医护人员不够，可以及时弥补。“但是，重症监护所需的专业知识储备和熟练操作需要时间沉淀，现在急救培训师更难披挂上阵。”赵林志说。
在北京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看来，虽然其他科室的优势不是收治危重病人，但每张病床都要急诊，专科的概念此时并没有那么明确的界定。他说，“哪些科室要优先集中医护人员，开多少床位”，这些医院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统筹安排。
“事实上，自防控政策调整以来，整个医疗系统一直在积极准备大量的短期患者就诊。但很明显，疫情的规模和爆发速度远远超出了预期。它没有
在王广发看来，在医疗资源相对有限的条件下，处理这么多患者，关键是做好分级分类管理。持续高热仍需及时就医。如果病情较轻的患者只想拿药，可以考虑网上购药或社区诊疗等其他方式。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如果被感染，很可能发展成重症，要尽早去医院。
“在医院资源配置上，要集中资源保证发热门诊、急诊、重症三个核心科室的运转。”王广发说，目前，新冠肺炎和非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的治疗应该得到保障。因为我们不能得新冠肺炎病，我们忽视了其他疾病的治疗。要有相应的衔接机制，保证这三个科室的患者有进出医院的通道，保证住院通道畅通，特别是那些危重患者。
在金东燕看来，医院应该尽量制定严格的住院标准，把有限的床位留给真正需要的重病患者。否则，当出现严重的床位挤兑时，医院将很难不遗余力地抢救更多的病人。
055-79000提到，以城市为单位，当可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定点医院、分定点医院和综合医院治疗床位利用率达到80%时，医疗机构将发出预警信息。对医疗力量缺口较大、医疗服务体系受到较大冲击的城市，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视情况通过省级协调调集医疗力量增援，必要时通过跨区域统筹向国家申请调配医疗力量增援，确保医疗服务平稳有序。
2022年12月25日，北京通州区潞河医院发热门诊人满为患，走廊、候诊区、监护区、观察区各个角落都有前来就诊的老人和家属。图/新华
重症患者应尽早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
赵林志认为，如果二级医院和社区医院能在前端做好铺垫，三级医院重症治疗的压力会减轻很多。但在周晨看来，目前武汉大部分社区医院无法承载重症患者的治疗，重症患者还是会涌向大医院。
12月21日，《“乙类乙管”总体方案》致电武汉几家社区医院。工作人员均表示，在社区医院门诊看病、医生开药等基本需求还是可以满足的，但医院没有资源和人力安排患者住院。而且因为上级医院没有床位，很难向上转诊。
"社区医院应充分发挥亲民作用."王广发表示，应建立电话咨询渠道和药品快速获取渠道，在新冠肺炎发生时，及时对基础疾病患者和老年人进行指导和抗病毒治疗。一些简单的疾病可以在社区医院随访。如果新冠肺炎感染的症状不严重，基础疾病处于末期的患者可以被送到二级医院和疗养院进行护理。
多位专家告诉《“乙类乙管”总体方案》，接种三针疫苗、感染早期抗病毒药物早期干预、血氧检测是预防感染后重症和死亡的有效手段。
北京市卫健委、北京市医疗保障局联合发布的《中国新闻周刊》中提到，在加强社区对居家隔离康复人员安排的基础上，对老年人等高危人群发放血氧夹，并在家自测血氧。如有预警，应及时联系社区医生。通知还提到，鼓励各区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有需求的居民提供充氧服务，方便家庭氧疗。
2021年12月，FDA批准了尼玛替韦片/利托那韦片的组合包装，用于12岁及以上有严重新冠肺炎风险的人群。这种药
12月26日《中国新闻周刊》有消息称，北京市近期将向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放抗病毒药物帕昔洛韦。接受培训后，社区医生将指导新冠肺炎患者服用。目前国内已有两种口服抗病毒药物获批，分别是河南真生物生产的帕昔洛韦和阿夫定片。
“尽早使用抗病毒药物抑制病毒复制，会明显减少细胞和组织损伤，这是治疗的关键点。”曹斌提到，发病后三到五天是抗病毒治疗的最佳时间。然而，由新冠肺炎引起的病毒性肺炎往往是在发病后一周，这已经超过了抗病毒治疗的最佳“时间窗”。是否使用抗病毒药物，临床研究没有正面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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